ku酷游[ 从盈利能力来看，Livehouse仍然艰难，始终是一门讲情怀的生意。纵观国内Livehouse的诸位主理人，创业前的身份总跟乐迷、乐手、音乐从业者相关。在参与论坛的诸多主理人中，被问及“五年能挣到钱”的人，只有寥寥两三位。超过一半的Livehouse无法盈利，仍是残酷现实。 ]
从一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Livehouse成了一座城市多元文化发展的标志，也成为城市年轻人消费的重要场景。在北京、上海、深圳以及一些热门旅游城市的Livehouse里，常出现演出门票迅速售罄、开场前乐迷排队等候的盛况。
Livehouse进入中国仅十几年，如今不断被复制、热度不断攀升，作为一门生意，吸引了资本和音乐圈内外的关注，进场的人多，也意味着市场的热闹和混乱并存。
最近在重庆举行的2023第二届中国Livehouse行业峰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家Livehouse聚集在一起，从行业的角度探讨Livehouse这波火热浪潮背后的真实困境，以及中国独立音乐的未来。
VOX创始人朱宁早在2001年就开始在武汉做Livehouse，一手将VOX打造成中国最重要的摇滚乐演出现场之一。但十几年过去，他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挤压感”。
十多年里，他见证了无数中国内地乐队从寂寂无名走向大舞台，到今天，VOX的墙上依然留存着很多大牌乐队当年在只有几百名观众的场地里演出的青涩印记。
VOX作为最初的舞台，陪伴着乐队成长，看他们从几百人的场地走向几千甚至上万观众的体育馆、体育场，却很难再等到他们回来。
“当乐队走到一定高度，就只会永远向前了。”朱宁说，十几年来，随着Livehouse数量激增，乐队的数量跟不上场馆的增速，好的乐队很难回到Livehouse演出。成名的乐队不愿回到小舞台，卖得出票房的原创乐队被争抢，导致Livehouse处于“夹心饼干”的尴尬境地。
去年10月，惘闻乐队到中国台湾巡演时，乐队吉他手耿鑫惊讶地在台中一家Livehouse门口看到音乐人伍佰、张震岳和热狗的演出宣传海报。
“他们这个咖位的音乐人，依然会在四五百人的Livehouse里面演出，这个现象在内地基本不会发生。”耿鑫说。
吉他手耿鑫的另一个身份，是大连赫兹空间主理人。惘闻是国内老牌后摇乐队，在中国台湾巡演的见闻让他意识到，如果一支乐队已经做到一定咖位，依然选择回流到一些小型的Livehouse里演出，才是健康而真实的Livehouse文化生态。
随着线下演出的爆火，Livehouse被资本市场关注。摩登天空、滚石音乐、君联资本、太合音乐等资本纷纷入场，Livehouse行业从“主理人情怀”迈入“资本化运作”与院线式发展时代。
民谣歌手、音乐博主关雅亮的感受是，这几年线下音乐演出行业的变化很大，各个城市的Livehouse遍地开花。在他看来，在场馆暴增的时候，音乐内容其实是稀缺的，求大于供的矛盾越来越明显，Livehouse缺乏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音乐行业观察者范志辉认为，从数据上看，Livehouse并没有想象中的“大众化”。腾讯娱乐白皮书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Livehouse观众数量在250万人次，人数不及演唱会和音乐节观众数量的十分之一。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3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线下演出中热度最高的是大型演唱会和户外音乐节，音乐类Livehouse场地演出和巡演出现关注度和票房下滑。
ON THE WAY创始人鲍亮用“反噬”来形容音乐节与Livehouse之间的关系，2023年是全国音乐节大爆发的一年，音乐节和演唱会高频次举行，年轻人的娱乐消费力有限，必然导致Livehouse的票房缩减。
珠海乐坊Livehouse主理人梁楚去年到日本，见识到日本Livehouse一天能做很多场演出的活力，深有感触。
在人口只有200多万的珠海做Livehouse，梁楚很清楚，就是要提供优质音乐内容的场地。“2023年，演出市场变化比较大，我选择稳妥地修炼内功的做法。”
梁楚明白，活下来是第一位的。在珠海，一家Livehouse的生命周期通常就是半年到一年。他的方法是，不给Livehouse设限，就把这里当作年轻人娱乐消费的场景。最初没法接到很多乐队演出时，乐坊一直在做相声和脱口秀，把场地的档期充分利用起来，形成多元化呈现。他逼着自己以市场的方式去考虑存活问题，再一步步做自己喜欢的乐队。
来自中国台湾的Emilie，是独立音乐资深幕后推手。她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北，都是一些英国人在经营PUB，“当时周华健、林志炫这些人都是在这里面唱出来的，后来有很多乐手级的老师都是在PUB里起家的。”
Emilie在台北做Livehouse时，也遭遇过乐队不足、场地总是空置的情况。他们将自己设想为一个音乐平台，主动邀约那些还没成名的音乐人，让他们走出家门，试试面向观众演出。无论台下是10个还是50个观众，鼓励他们拿起乐器站上舞台。他们还帮助未成名的年轻音乐人录制线上节目，帮助他们扩大影响力。
开放的思路还包括做“华语金曲之夜”，请DJ来做华语歌曲，免费请观众来听。这些有趣的尝试做得多了，台北的独立音乐生态变得越来越活跃。“我们做的‘华语金曲之夜’后来邀请张震岳来做DJ，上千张票一下子就卖光。”Emilie认为，只要本着热爱音乐的初衷，一切的尝试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内容方面的想象很重要，想象力是扩散生意的一个源头，我相信它是会有效的。”
在不同的城市，Livehouse在寻找不同的生存方式，同样的是，都在面临最年轻的顾客。当Livehouse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时，也意味着，这里可以提供多元文化形态的场地。
摩登天空展演空间拓展运营总监陆保金认为，Livehouse在困境中要学会给自己造血，在不同的城市文化中，做出属于自己城市气质的新产品，要逐渐做出差异化、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人口在300万以上的城市，都应该有Livehouse，因为这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陆保金说，Modern Sky LAB目前在上海、昆明、济南和重庆都开了店，明年将在西安等地拓展。未来，摩登天空尝试做两三千人的场地规模，除了做现场演出，也可以承办艺人音乐会等多元项目。去年下半年开始，Modern Sky LAB也接受上海本土乐队的报名，在场馆空档期为这些新生代的乐队提供演出场地。
从盈利能力来看，Livehouse仍然艰难，始终是一门讲情怀的生意。纵观国内Livehouse的诸位主理人，创业前的身份总跟乐迷、乐手、音乐从业者相关。在参与论坛的诸多主理人中，被问及“五年能挣到钱”的人，只有寥寥两三位。超过一半的Livehouse无法盈利，仍是残酷现实。
不同城市的Livehouse在思考转型之路。有的以酒吧、咖啡、周边文创销售区的方式博得更多盈利空间，有的参与到音乐产业链中，做音乐厂牌、主办演出、开启音乐文旅业务。
邀约主流歌手进行破圈，也是Livehouse博得流量的方式。深圳年轻的So Fun Live就举办了黄龄、何洁、韦礼安等主流歌手的演出，音乐风格也涵盖摇滚、流行、说唱等不同类型，成为国内少数的开业一年就实现收支持平的场馆。
迷笛音乐节总导演魏健认为，Livehouse除了是场馆，也是内容输出方，如果能组织策划有特色的演出，可以在不同城市形成本土音乐的影响力。Livehouse如果能与院校、唱片公司、政府达成共识，参与到不同城市的音乐文旅产业中，则将跳脱出场馆的局限，成为中国音乐产业链的重要一环。